毛泽东与邓小平结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四年以后，两人重逢在中央苏区。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
    邓小平是同年8月赶到瑞金的。那时的瑞金，正惨罹肃反扩大化之祸。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肃清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县苏维埃、县工会许多干部被害，一些群众被错杀。邓小平到任后，果断地纠正滥捕滥杀的错误，并重组各级政权，安抚无辜受害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样，民心甫定，社会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书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胼手胝足，励精图治，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次年春，邓小平调至会昌。邓小平是个勇于进取的人，他在会昌任职直至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直是为政察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但是，邓小平与临时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
    从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竣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击。邓小平既有所谓“寻乌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其不肯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要求作检查。于是，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免去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先去一个僻远的地方作“巡视员”，继而又到乡村参加垦荒，近似于“劳动改造”。
    1934年10月，邓小平、谢唯俊被允许随队长征，毛泽覃、古柏则被留在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毛、谢、古先后在赣南、陕北和粤东战死，邓小平成了“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中仅存的人物。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的境况逐渐改善，由《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变化，邓小平的职务不断擢升。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内，又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1943年，延安整风结束时，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批判“左”倾错误路线方面的认识已趋一致，重用一批德才俱佳、忠实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的良好环境已经形成。邓小平多年与刘伯承领兵在外，披霜蹈雪，艰苦征战，加之有着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不但被毛泽东倚为干城，在党内其他高级干部中也树立刘伯承领兵在外，披霜蹈雪，艰苦征战，加之有着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不但被毛泽东倚为干将，在党内其他高级干部中也树立榜样。邓小平看问题题切中要害，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恰恰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战争年代，他把邓小平与年长12岁的刘伯承放到一起，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可以说毛泽东知人甚深，用人得法。从组织山地和平原游击战到开展反顽斗争，从挺进中原到指挥淮海战役，从挥师渡江直至进兵大西南，只要邓小平负责的工作，毛泽东就非常放心。对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邓小平都能心领神会，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圆满地加以完成。尤其是刘邓率军渡河南下，任务艰巨，在中原拖住蒋军劲旅，减轻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和延安的军事重点进攻的压力，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后，毛泽东将邓小平由中原局第一书记调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而原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则任第二书记。这除了有统一事权，便于开展南下工作的考虑之外，也表明毛泽东的信任。
    邓小平善于辩证地思考问题，他的一些真知灼见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38年，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时讲过一句话：“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要按辩证法办事。”这句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以哲学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敏感察觉到邓小平思想中的精微。他认为这句话很深刻，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一连四五年，毛泽东常常提到这句话。发源于早期的耳濡目染，并结合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悉心研求，邓小平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将之作为得到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关键。因此他也欣赏能同他一样掌握这个法宝的人。而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深深契合了毛泽东。作为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反映给毛泽东的情况、所提的建议都能做到言之有物，参考价值极高。毛泽东非常爱看邓小平的报告，多次肯定和赞扬，并加上批注，转发各地参考。如邓小平1944年8月起草的对毛泽东所询减租减息等十个问题的答复、1948年6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等等，为中共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对此视之为宝。他的许多思想和著作的形成，邓小平有着独特的贡献。遇有疑难，毛泽东亦咨以函电。
    此外，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作风也十分满意。邓小平生性恬淡，不喜交际，这与毛泽东的以诗文会友、周恩来的广结各路名士有很大的不同。战争年代，邓小平军务繁重，鞍马劳顿，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忙于党政庶务，即使偶有闲暇，也习惯于一个人独处静思，对于如何与人交游似乎无所用心。他对同事相待以诚，相忍为公；对下属也是约束极严，向来不肯假以辞色；对拉山头、搞宗派深以为戒。其组织纪律性和修养功夫如此之强，令毛泽东十分放心。这些特点在邓小平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尤其是“高饶事件”发生后为毛泽东体察得十分清楚，也更以为难得。
    因此，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誉之词和倚重之举次第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