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时，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邓小平当场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向邓小平（也是向全场）解释：“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
接下去，毛泽东不厌其烦，反复表示要为邓小平“宣传宣传”。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毛泽东还说：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几番“比较”，褒奖之情溢于言表。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诙谐恣肆之中则另有一番深意：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对邓小平的赞赏，毛泽东对一些外国领导人也曾流露过。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被罢官。
当时，邓小平因腿骨骨折留在北京，没有亲与会议。但凭着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他敏锐地感受到党内愈来愈浓重的不正常气氛。
自此以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明显，开始疏远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他也一度强调民主，强调实事求是，但“左”的提法和错误决策时有发生。而邓小平更讲求实际，思想和理论上能摆脱某种原则限制而进行灵活的多方面思考，因此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毛泽东越来越不一致。
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要退居二线，不过问日常事务，以专心研究理论、政策。经过党内充分酝酿，这个提议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通过。从此，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邓小平任总书记，处理中央经常性工作，站在一线。于是，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当然是无所顾忌的。
然而，不过几年的时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满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毛泽东还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毛泽东的叙述很生动，尽管是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可以看出毛邓二人在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更为关键的是，毛邓之间的思想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主张和见解上。如在经济政策上，在文化方针上，两人之间都存在分歧。
这种矛盾有一个积蓄的过程。
1960年底，毛泽东为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所震动，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着手解决农业问题。1961年他主持制定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但是，他坚决反对“包产到户”，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幢这个原则不能动遥1962年，全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包产到户，中央常委里的同志有的支持，有的也不予反对。邓小平的话说得更明白。他在1962年7月一再提出要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在7月2日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时隔五天，他又对共青团一次中央全会的全体代表说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
不久，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下发后被追回。
在职权范围内，邓小平对文化、科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颇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11月，他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几年，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要大胆提拔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是共产党员但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同时，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盛极一时的“左”的错误，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1965年3月，他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他还提出可以演帝王将相，写历史剧可以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这就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批示和主张明显不同了。
不仅仅是思想倾向上的分歧，邓小平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越来越让毛泽东感到不习惯、不满意了。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各大区书记会议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一具是指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邓小平与自己离心离德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认定是“刘邓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被“打倒”是“必然”的。但即使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仍能区别对待。
他对邓小平始终有一个基本估计：没有历史问题，有着被错误路线打击的经历；抗战以后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作战有功；在中苏论战中持强硬态度，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所以林彪事件一发生，毛泽东的心灵遭到了巨大的创伤，出于种种考虑，他让邓小平复出。
他盛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以说，一直到1975年夏秋季节，他对邓小平还是信任的。
但是，这种信任又遇到波折。
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尤其是1975年将近一年的工作，其实质就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一步步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是“倒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信号。
尽管毛泽东对是否再次打倒邓小平曾一度心存犹疑，还曾设想让邓小平“专管外事”，但是，作为老年人受到周围亲近人的蒙蔽，一经认定他与邓小平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邓小平已经成了他继续推行其思想、路线的障碍，他就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错误地判断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提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把邓小平从中央领导核心“赶出去”。
邓小平没有因为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和剥夺他的权力而产生对毛泽东的不满或怨恨。他既没有像林彪那样当面吹捧毛泽东，也没有像赫鲁晓夫对待逝世后的斯大林那样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犯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摘自齐欣 林娟 佳盈编著《邓小平与六十人》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