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美国大学教授的研究课题并不像我们中国教授的研究课题那样，常常目标宏大，立意深远，拉开一个很大的场面和架势，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一个课题似乎要解决教育的全部问题，他们的课题不但切入的角度很小，而且颇有些稀奇古怪，这样的课题虽然对改变真实的教育生活很有意义，但对许多中国教授来说，可能就太“下里巴人”了。

　　泰德·莱戈教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专门研究尽快熟悉学生、记住学生名字的方法。

　　他认为，记住学生的名字是一门艺术而且值得为之付出努力，即使你同时教着几个班级。反复调查表明，学生欣赏那些把他们当作独立个体的老师，而不是那些把他们看作一个群体的老师。如果你忘记了学生的名字，在家长会上你会特别尴尬。如果你不熟悉某位学生，当你跟人提到他时，在你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名字而已，而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为此，他在学院里成立了一个教师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优秀教师们共同分享着各自的智慧。

　　一位叫巴里·兰甘的教师这样介绍自己的做法：“让学生们在头几次发言时先报出名字，以后就让他们在发言前先等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你要尽力地猜一下。在头几个星期让他们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并且在你的花名册上的姓名旁边标注上他们各自的特点，然后对号找人就容易了。最后尝试着制作姓名卡片，把它们放到学生面前直到你认识他们为止。”

　　布斯·豪老师的方法是“借助座次表”，他说：“我总是用电脑为每个班级设计座次表，然后打印几份。你可以在讲桌上放一份，在分发练习本时手持一份。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快速地查阅学生的名字，并且你可以把座次表多复印几份，让每个任课教师人手一份。他们肯定对可以尽快熟悉学生而心存感激。”

　　“标签记忆法”则是内森列·奎戈理老师多年的“专利”，他告诉同事：“记住几百个学生的名字是一个让人为难的任务。特别是在你的花名册上有两三个‘杰克’和‘凯利’时。新学期开始时我会给每个学生一张A4纸，让他们写上名字然后折起来确保能立在桌子上。我上课时就让他们放在桌子上，通常一个星期左右我就可以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要不，你可以买些贴纸，让学生把名字写在上面，然后贴在衣服上。”

　　罗德·波老师则针锋相对，他主张“扔掉你的辅助物”，因为，“姓名标签和花名册在某种程度上只会阻碍你记住学生的名字。另外，姓名标签很快就会被扔掉，更糟的是，他们会被交换。因此，没有什么能代替下功夫记住学生的名字，这是区别你与代课老师的众多事情之一。接受了这一点，下一步就是想出一种办法：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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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这样一件记住学生名字的“小事”，竟也可以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法，只是我们能不能让这些各自不同的方法在校园里“生根开花”罢了。

　　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忠信学校校长高震东来大陆讲学，其中介绍了他在学校里进行的“点名达标活动”。他要求教师在新生入学一周后，认识全部学生，为此，学校每年要进行一次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考核。高震东校长认为，良好的教育效果来自于良好的师生关系，亲其师才信其道，师生之间大量的接触才是教育效果的基本保障。“点名达标活动”正是保证他们学校成功的关键。于是，在台湾忠信学校，高震东校长把教育演绎得有声有色。

　　可是，同样的“点名达标活动”在我们的一所学校里却遭到了许多教师的抵制，校长甚至扣上了“生搬硬套”、“盲目模仿”、“小题大做”的帽子。在他们看来，教师尽快认识学生，确实不错，但学校只要号召一下也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时间真的能够完全认识学生，只能水到渠成。如果较真起来，让教师与学生面对面考核，岂不是太伤老师自尊？更何况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没有必要为此费太多的脑筋。

　　到底靠什么能记住学生？其实，方法固然重要，俱乐部的分享也很有价值，但是，真正记住学生，最终还是靠教师的心。没有一颗热爱的心，大概什么方法都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