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职业教育解难题

一方面是市场对技能型人才求贤若渴　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学校招生难　这个困局如何破解？

　　职业教育正面临招生难的窘境。去年，政协委员深入调研，尝试为渐入困境的职业教育打通新渠道。这个选题也是市政协常委会去年敲定的常委会建议案，得到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关于推动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建议案》中，政协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并降低职业学校的学费标准。在市政协的推动和关注下，市政府有关领导召开办理建议案的协调会。今年，市有关部门将降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费标准，调整中等职业学校100所，80%达到国家级重点校标准。


　　2006年4月，离毕业还有几个月、正在长城饭店实习的北京市外事学校学生朱铭接待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不吃饭不喝茶，却一个劲儿追问她的学校、专业和求职意向。当她和一起实习的同学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才知道其他同学也都被这几个客人问了个遍。朱铭后来才知道，这几个客人都是政协委员。在这次“盘问”之后的几个月，朱铭和同学们毕业了，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还是被政协委员们“跟踪”了半年之久。

　　朱铭和她的同学们是职高毕业生，但他们毕业时的英语水平比很多大学毕业生还好，与外国人交流自如流畅。由于毕业前已有五星级宾馆一年的实习经验，在毕业前4个月，他们全班同学都被一家五星级宾馆“预订”了。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职高生这么快就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朱铭和同学们喜出望外。

　　然而，北京的很多职业学校一样，每年都要为下一届生源发愁。一边是市场对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另一边是职业教育招生日益艰难的现实情况，这些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化解？从去年初开始，20多位政协委员开始为解开这些矛盾而思索、奔走，通过“四问”———向职业教育学校问招生和就业状况、向用人单位问需求、向技能人才问薪水、向劳动力市场问政策制度，历时半年多，七易其稿，拿出了《关于推动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建议案》。

　　■问招生追根溯源原来观念有偏差

　　去年4月，市政府出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各类中等职业学校为本市各行业输送毕业生45万人，高等职业学院输送全日制毕业生25万人，业余成人毕业生20万人”等目标。眼下本市的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每年能输送多少毕业生，距离上述目标有多远？这是委员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从去年4月开始，委员们走访了本市20多所中职学校，从中专、职高到技校，从公办到民办，逐个调查了解招生情况，但他们听到的是校长们的一片抱怨。“听得最多的，就是‘初中毕业生流向不合理’和‘招不到人’这两种抱怨。”

　　王东委员告诉记者：“旅游、服务业的职校还好一些，面向第二产业的职校就比较惨，计划招200人，最后只招来20多人。前年，某面向制造业的职高开学时连一个班的人数都凑不齐。”

　　按本市规定，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应为1：1,果真如此，中职学校就不必为生源发愁。但委员们从学校了解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分数达不到普高线的子女，很多家长宁愿花一大笔择校费把孩子“塞”进普高，也不愿让孩子走高考之外的另一条路。每年开学前，已被招进中职的一些学生还会临时跑掉，“只要有别的出路就不进职校”。

　　委员们的结论是：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认识上有偏差，认为接受职业教育没出息，职业教育学校的学生是差等生，鄙视歧视职业教育。找到病源，药方就容易开了。委员们在建议案中提出，端正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

　　■问就业需求畅旺招生惨淡“销路”好

　　与惨淡的招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委员们同时发现，绝大多数中职毕业生都是用人单位争抢的对象。以北京某民办旅游服务中专为例，该校毕业生一直是北京各大旅行社、五星级宾馆饭店争抢的对象。往往学生还没毕业，就被各单位预订一空。

　　朱蓉先等委员调查发现，现在社会急需的高级技工人才，即高级“蓝领”，比如说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级技工，正是学生和家长不“待见”的专业，这些专业的学费往往比普通中学的学费高出许多，这也是中职招生难的原因之一。同时，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城市的职业学校生源约50%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对此，委员们建议，政府应有意识地降低职业学校学费标准，资助社会急需而又没有学生愿意读的专业，实行“政府买单”、减免学费等政策吸引学生就读；同时建立对贫困学生贷款制度，对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减免学费，吸引更多人接受职业教育。

　　■问薪水待遇偏低委员建议设“底线”

　　为了弄清接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薪水待遇，委员们走访了宾馆饭店、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合资制造业企业等多家单位，结果发现，虽然星级酒店急需高素质服务员、高新技术企业急需成熟电工、铣工、车工，但企业并没有为技能人才开出高价。中职毕业生，无论什么专业，就业后的待遇普遍偏低。例如饭店管理专业学生在五星级宾馆就业，客房服务员每月仅有700元左右的收入，即使是一两年后升任大堂管理人员，每月也只不过千元左右收入；而学习机电的机床操作工，每月收入更少，仅有500元左右的工资。暂且不说这样的劳动待遇是否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仅比较他们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三年所付出的学费，就形成了投入产出比的巨大差距。“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低，待遇也不高，难怪人们都不愿进职业学校。”

　　对此，委员们在建议案中提出，政府应引导和鼓励行业协会发挥积极作用，如制定工资标准，编写培训教材，建立实习基地等。鼓励各行业协会尽快制定和完善职业技能型人才的最低劳动报酬，并研究建立相应的工资体系，加大劳动部门对企业用工待遇的监管。

　　■问证书追问政策制度缺失

　　委员们的最后一个调查对象是劳动力市场的用工规范和制度。“我们先看各类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再去北京市各级劳动力中介机构，调查企业招聘时强调的资格证书、培训证书。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很少能够衔接得上。”王东委员介绍说，长期以来以学历文凭为主导的就业体制、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意识在用人单位仍然普遍存在，受顶班上岗、无证就业等旧制度影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尚未成为企业用人的根本依据，“证出多门”、“没证可拿”、“拿证无用”、“有证无岗”、“就业歧视”等混乱现象仍大量存在，大大降低了职业资格证书的效用。 

　　委员们提出，政府应与各行业尽快形成共识，改变劳动人事制度上只重学历、不重能力的状况，建议严格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及持证上岗制度。首先可以考虑成立由各方参与的“北京市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委员会”，或在劳动部门成立多方面参与的监管机构———“北京市职业资格证书指导委员会”，旨在明确各方责、权、利，提高协调管理的效率，加强职业资格证书颁发工作的指导与管理。

    北京青年报